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将“立德树人”摆在高校办学的首要位置。在此背景下，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环境与教学水平皆有较大提高。不过，高校思政课对于广大学生的影响力仍需增强，与党和人民对于思政课教学的期望和需求仍有一定差距。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复杂且多元。目前来说，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提高实效，在提高“法”之保障和加强“术”之拓展之外，还需格外关注“势”之破解。
首先，看“法”之保障。“法”乃制度。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法”之构建已有较好的基础。譬如，教育部专门出台《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7年本）》，对思政课教学有各种硬性政策。这是高校上好思政课的政策保证。其次，再看“术”之拓展。“术”乃技巧。长期以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对思政课教学技巧的提升一直没有放松，从线下到线上，从课内到课外，各种互动教学的方法层出不穷。无“法”则无制度保障，无“术”则无实践手段。政策和技巧为高校提供了上好思政课的基础条件。但是，仅有“法”有“术”，而无将“法”落实得恰到好处、将“术”运用得不偏不倚的战略性思维，则难以突破“最后一公里”。高校思政课要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当务之急是要突破四个“势”，即破解四个难题。
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四大难题
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学生对思政课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思政教师能力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思政课教学中出现“势”的四大难题。
思政问题整体化与思政课程区分化的“矛盾”。作为思政课的内容——理论，本来是一个整体，作为思政课的对象——学生，本来也是一个整体。当前，思政课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广大学子，增强其“四个自信”。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是用不同的课程来对应解决学生的不同问题。例如：大一上学期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要用于解决大学生的入学适应及个人成长；大一下学期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帮助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及历程；大二上学期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主要帮助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大二下学期开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主要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课程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但学生面临的困惑则是整体的。
思政需求多样化与思政课程格式化的“矛盾”。高中至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渐趋稳定的关键时期。每个学生的人生际遇和职业预期并不相同，可能对思政课的需求也不尽一致。从职业预期上看，有的学生毕业后想从事专业性工作，有的学生毕业后想到相关党政部门工作，还有的学生毕业后想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深造。从专业差异性来看，任课教师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对于思政内容的知识追求与价值追求并不一样。例如：对于理科生而言，思政课的某些知识点过于陌生；而对于多数文科生而言，这些知识点他们已耳熟能详。从理论上讲，思政课教学的最佳形态，就是根据每一位学生不同的思政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教导；然而，思政课教材的内容是相对规范的，思政课教师的人数也是相对有限的。在此情况下，对每一位学生都因“材”施教，显然缺乏可操作性。
思政教师专业化与思政课程跨学科的“矛盾”。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已经相对成熟。然而，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涵盖的内容也极为广泛。譬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对偏向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相对偏向实践。即使受过博士阶段的系统训练，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身的年轻教师，也很难在短期内自如地承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程教学任务。何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即使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身的博士也需要补课之后才能完全胜任该课程的教学。每一个思政课教师都“术”有专攻，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也不可能培养什么都懂的“全科”人才。但是，思政课的内容却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回答的。
思政教学具象化与思政课程抽象化的“矛盾”。一般而言，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身边、与自己相关的事情。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想路径是“将天下事讲成身边事，将有意义的事讲成有意思的事”。一方面，要善于将教材中抽象的理论与现实中生动的实践相结合，将政治理论所涉及的宏观结构性命题具象为学生可感可知的事件与场景；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将这些分散的细节归总到增强“四个自信”的大目标上来。照理说，思政课的教学过程应该遵循“先把大道理分解为小道理，再将小道理升华为大道理”的基本逻辑。具体而言就是——首先，教师要在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了解学生的困惑和需求；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学生的需要将教材中的大道理进行更为细致的分解与讲授；再次，在围绕“小道理”的师生互动过程中，发现学生困惑并反思教学不足；最后，结合前三阶段，再将具体的讲授过程升华为与教材一致的大道理。不过，就思政课的教材而言，一方面，思政课教材具有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教材也有相对抽象性，因为要在一定的篇幅容纳整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不可能过分关注细枝末节。基于这样的认识，不难发现，思政课如果照本宣科，则无法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如果脱离教材，则违背了课程的初衷。究竟如何使思政课的教师、学生、教材这三要素能够良性互动，这成了一线思政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校思政课程需要四个创新
关乎培养可靠接班人的高校思政课，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难题。在目前已经具备较好“法”（各种政策支持）和“术”（教学形式创新）的前提下，还需要有一种战略思维，以破解上述难题，从而以“势”的破解来切实用好“法”的优势与“术”的拓展。
提倡高校思政课程“协同化”，以化解思政问题整体化与思政课程区分化的“矛盾”。具体而言，即在问题之“总”和课程之“分”之后，再增加一个“总”，形成总-分-总的逻辑闭环。譬如，可以针对高年级学生开设思政限选课（类似于华中科技大学目前开设的“深度中国”课程），集中解答学生感到最困惑的思想政治问题。
提倡高校思政课程“精细化”，以化解思政需求多样化与思政课程格式化的“矛盾”。具体而言，可以号召思政课教师开设固定的思政工作坊，鼓励其与有需求的学生进行深入的面对面交流（类似于华中科技大学目前举办的“深度中国”工作坊）。如果将此举作为年轻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条件，应该可以迅速推广。
提倡高校思政课程“组织化”，以化解思政教师专业化与思政课程跨学科的“矛盾”。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跨教研室的联合式集体备课，尽量拓展思政课教师的“全科”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合作教学的形式，让思政教师取长补短，争取达到1+1>2的效果。
提倡高校思政课程“专题化”，以化解思政教学具象化与思政教材抽象化的“矛盾”。目前思政课教学的“专题化”原则已成共识，但在专题的拟定方面则五花八门。有的过于呆板，基本上是教材体系的简单重复；有的过于琐碎，几乎成了零散问题的大杂烩。这需要在兼顾课程的政治属性与学生的接受特点的前提下仔细考虑。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